费尔南多·柯尔蒙（Fernand Cormon，1845.12.24——1924.3.20），法国近代主要历史画家之一，是卡尔巴奈（AlexandreCabanel）、弗勒廷（Eugène Fromentin）和波特埃尔（Jean-François Portaels）的学生，也致力于肖像画。

《该隐》384x700cm，

1880年，奥赛美术馆

柯尔蒙绘制的《该隐》是19世纪下半叶历史绘画的典范。受到维克多·雨果一首诗的启发，柯尔蒙绘制了年老的该隐被上帝放逐，与家人一起流浪。这幅3.84×7米的巨作确立了柯尔蒙在1880年沙龙的荣誉，它代表了柯尔蒙试图重建历史绘画的复杂性：把人类起源的圣经解释、史前史和逼真的自然主义融合在一起。

《该隐》局部

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和达尔文（CharlesDarwin）的著作对艺术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人类起源》（1871年）中，达尔文坚决反对圣经中人类是按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描述。基于挖掘的当代古生物学研究证明，这些新思想是有根据的。在法国，皮尔斯（JacquesBoucher de Perthes）自1844年以来就这一主题进行了突破性的研究；拉伯克（JohnLubbock）和莫蒂列特（Gabriel de Mortillet）的著作也促进了人们对早期人类的兴趣；在19世纪60和70年代，流行的史前史作品，如菲瑞尔（Louis Figuier）1863年的《大洪水之前的地球》和1870年的《原始人》，被公众广泛阅读；考古发掘的史前物品在1867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1879年，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史前史的认识。

《该隐》局部

实证主义，以及对历史和史前史的不断增长的兴趣，激发了19世纪艺术家对历史和圣经主题的新的处理方式，与传统的、理想化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在达尔文思想传播之前，圣经主题的描绘方式里，早期的人类仍然以一个理想化的、崇高的古典式人物形象出现。随着艺术家开始针对史前主题进行创作，他们面临着如何将人类早期历史的圣经故事与科学解释相协调的问题。虽然柯尔蒙的《该隐》不是第一部描绘史前人类的19世纪绘画作品，但它确实在纪念性历史绘画领域开创了一个新主题。以前这个主题只是偶尔被涉及，而且大部分是小尺幅的。

《该隐》局部

大量的粉笔和油画草图证明了完成这幅作品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柯尔蒙进行了大量面对自然的写生。他坚持解剖学的准确性，在工作室为每个人物安排了现场模特。面对模特时，柯尔蒙寻找最合适的姿势以适应整体组合，以多重对角线为依据缜密的规划。有气势的笔触、厚涂颜料的使用，以及颜色的节制——赭石、红色、赤褐色、黑色和蓝色，产生力量和沉重的效果。柯尔蒙的笔触有时候会被与杜比尼（Charles Daubigny）和库尔贝进行比较。色彩的选择受到了同伴艺术家马克桑斯（Edgar Maxence）的赞扬。

《该隐》局部

柯尔蒙花费了两年多来完成这幅巨大的作品，自然主义和对科学准确性的实证主义兴趣在柯尔蒙的作品中共存。这一点从他对现场模特的细致研究以及他对史前细节准确性的关注中可见一斑，例如该隐腰带上挂着的石斧、动物皮、带血的肉、长满头发的头颅、以及晒黑的男人和女人被太阳烧伤的皮肤。值得注意的是，在1880年的沙龙中，其他作品也表现出对自然主义和历史性的类似偏好。但是正如巴鲁（RogerBallu）所指出的那样，柯尔蒙的自然主义是史诗般的。

《该隐》局部

沙漠般的背景的选择，与雨果诗中描述的环境（“暴风雨”）不同，可能是由于东方主义的影响。风景类似于北非沙漠，清晰的光与1876年初柯尔蒙在该地区旅行期间所画的作品相似。作为著名的东方主义画家弗勒廷和波特埃尔的学生，柯尔蒙也对东方主义非常感兴趣。沙漠的背景也唤起了一种剥夺感，并加强了流放的悲剧性。

《该隐》草图，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另一方面，在这幅作品中，柯尔蒙仍然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这种史诗自然主义通过使用象征主义而得以丰富。正如拉康布雷（Genevievelacambre）的评论，光的处理不仅仅是自然主义的; 在人物前面拉长的阴影“象征性的强调了这场放逐正在远离光明”。构成画面的不同个体代表生命的不同阶段，柯尔蒙想要呈现人类的浓缩形象（他在1877年为巴黎第四区市政厅的婚礼房间装饰画中已经这样做过）：出生和童年由睡着的一组孩子代表; 爱情和婚姻由一对夫妇代表（一个男人背着一个女人）; 战争，或狩猎，由一个年轻人背着一根棍棒和一只吊着的死鹿来代表；死亡，直接表现在带血的肉块和死亡的动物身上，间接表现在老年该隐的特征中。行进者们的姿态是重复性的，倾向于淡化个性为整体服务——一种符合传统历史绘画宏大追求的视觉效果。

作品面世后立即由国家以一万法郎收购并放置在卢森堡博物馆，对于一位年轻的艺术家来说，这标志着一项声誉很高的成就。罗塞尔（StephaneLoysel）赞扬这件作品，说这幅画表明柯尔蒙已经从德拉克洛瓦的影响中解放出来。曾担任美术总监的拉菲内斯特（GeorgesLafenestre）对《该隐》充满赞美，他将柯尔蒙称为“装饰性和纪念性伟大艺术”的恢复者。拉菲内斯特特别称赞柯尔蒙，因为他有勇气违背当时的品味，“（人们）的想象力已经变得过于（不习惯）深刻的想法和富有表现力的作品。”拉菲内斯特的话代表了那些希望看到大型历史绘画再发展的人们的观点，因为在当时，许多艺术家选择更温和的折衷主义主题和形式。1880年后，当第三共和国继续大规模公共建筑装饰项目的政策时，柯尔蒙被反复征召，毫无疑问是基于《该隐》的实力。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幅画在国际上的艺术家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并被广泛模仿。图卢兹-劳特雷克写信给他的父亲，说他打算进入柯尔蒙的画室，他称柯尔蒙为“一位强大的天才，朴素、具有原创性”。劳特雷克1882年进入柯尔蒙的画室，学习了5年多。但这种表现史前史的方法与圣经里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这一观点相冲突，因此在那个时代，也有一些人感到震惊和反感，认为《该隐》不符合传统的期望，缺乏理想主义，场景过于野蛮和未开化。

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通过《该隐》，柯尔蒙开创了一种描绘历史绘画中传统题材的新方法。他的绘画是现代科学理论和古生物学发现的反映。圣经故事逐渐让位于再现原始生活，这种演变在柯尔蒙后来的作品中得以延续，如1884年的《熊狩猎回归》（卡尔卡松美术博物馆）；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演讲厅一系列以石器时代为主题的的装饰壁画（1893-1897年）；以及巴黎第四区市政厅的《铁器时代的酋长葬礼》（1917-1920年），一系列木板灰色单色画：出生、死亡、婚姻、战争；小皇宫博物馆天顶壁画和圣日耳曼莱伊城堡装饰壁画等。这种历史观是实证主义的结果，适合第三共和国现世反教权传统的价值观，将人类起源的史诗视野融入传统的纪念性历史绘画的视野。

《高卢人》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1897年

《高卢人》草稿1897年

《高卢人》草稿，1879年

这幅伟大的绘画最终共享了所有学院艺术的命运。1925年，《该隐》被从陈列中撤下，并在仓库中折叠了55年。甚至一度有传闻称它已被摧毁，直到1980年它才在东京宫的储藏室被重新发现。经过修复，它于1985年首次在“维克多·雨果的荣耀”展览（巴黎，大皇宫）中展出，此时正值徐芒耀先生公派留学法国，得以一睹其全貌。奥赛博物馆开馆后将它作为自然主义的部分永久陈列，就是因为清楚地认识到它在19世纪绘画的修正主义历史中占据的地位。

《猎熊回来，石器时代》

小稿146x190cm，1884年

巴黎小皇宫天顶壁画

19世纪末的学院画家，将作品题材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柯尔蒙除了历史绘画、大型装饰壁画和肖像画以外，也转向了他那个时代的工业世界。《锻造车间》中，柯尔蒙在实际模特中为角色的姿势和表情做了非常详细的研究，以使他的场景更加真实，作品呈现出工业化的英雄观点。倾斜的阳光照射的显著效果呈现出大教堂的宏伟，光与影的相互作用美化了作品的英雄主义，巧妙的避免了左拉所谴责的这种杀人活动的噪音、热度和恶劣条件。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柯尔蒙再次选择了类似主题，他通过描绘从矿山到冶炼工厂的煤炭工作场景来装饰机器展厅的拱门。

《雕塑家杰罗姆在工作室》1891年

《女奴》1892年

1880年柯尔蒙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1897年成为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教授，1898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19年，徐悲鸿留学法国，进入朱利安画院学习素描。几个月后，他考入巴黎高美，老师是历史画家弗拉孟（FrançoisFlameng）。但因弗拉孟年老多病，很多课是由柯尔蒙上的。柯尔蒙的学生还包括：劳特累克、安奎因、内波赫、坦皮尔、伯纳德和梵高（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LouisAnquetin, Eugène Boch, Paul Tampier, Émile Bernard ，Vincent vanGogh）。1924年，在工作室外面，柯尔蒙被一辆出租车碾压身亡。今天，他几乎被人遗忘了，而他的学生们，声名赫赫。

柯尔蒙的画室，摄于1885年

画架左边是图卢兹·劳特累克

右侧上边是年轻的埃米尔·贝纳尔